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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德語竟來自漢語
    文章來源:轉載        訪問量:485        作者:諸玄識        發布:蘭亭逸士        首發時間:2019-4-4 10:49:54
    關鍵詞:中國詩賦網
    編語:
    諸玄識北京講座劈開西方偽史鐵幕,震撼專家巨擘,英法德語竟然來自漢語!

    2019年3月5日兩場講座筆記整理地點: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班主講人:諸玄識(董并生先生和孟曉路博士輔講)
    大英博物館的館藏西方史現代西方是華夏派生的“子文明”——“漢字密碼”與現代早期的歐洲
    一、機遇:天時地利→地緣優勢
    (一)
    我們想說的是,現代西方興起的前提是“天時地利”,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而這個機遇的產生和西方文明的內涵都是“中國賜予”。
    大體而言,近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衰存亡、實力消長或命運沉浮,在客觀上決定于地理環境的優劣,是不是具有“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地緣好的國家能夠綻放人的潛能,正能量最大化,負能量向外紓解;因而大發展,創造奇跡。相反,地緣差的國家不得不承受內部和外部的雙重負能量,內憂外患極大,正能量被抵消,發展受阻,充滿人禍。從軍事上來看,好比山上與山下,地緣優劣,高下立判:處于山上一方所能發揮的戰爭效力要大得多。
    (二)
    現在要問:從1500年到2000年這五百年里,世界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主要表現在什么方面?海洋——機動便捷的海洋!舉例來說:鴉片戰爭,英國艦隊打不了廣州,打廈門;打不了廈門,繼續北上,進入長江(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往北,進入渤海灣);集中優勢兵力,突破薄弱環節,這是一個戰爭制勝的原則。而對大陸的國防來說,它的部隊結集、后勤運輸和緊急馳援都是山重水復、艱難險阻,非常緩慢。
    再問:在海洋時代之前,即在歷史上,地緣優勢主要體現在哪里?答:草原。荒漠草原,游牧騎射,馳騁穿插。古代文明的發展和技術的傳播,難免會裝備好戰部落,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的地理優勢提升起來——從高原地勢到河谷平原,從生態差的地方到富裕城池,游牧部落越打越順利,越戰越勇。而農耕民族的防御和進攻則都是難上加難。宋朝的技術進步卻也導致和招致“天敵”:契丹、西夏、女真、蒙古,接踵而至,乘著地緣優勢如虎添翼,農耕民族猶如羊入虎口。
    還問:在21世紀的今天,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仍然是海洋嗎?答:變了!我們提出“陸海有機”的概念,即最大的洲陸與最大的海洋的“有機結合”,這是新興的全球樞紐地帶;在哪里?那就是我們中國。這就是說,進入21世紀,全球性的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開始從西方(單純海洋),轉移到了中國(陸海有機——世界輻射、輻輳的中心)。早在1904年,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指出,“舊大陸”(歐亞非)是“世界島”,便于列強或霸權從它的邊緣,憑借“炮艦政策”進行侵略、掠奪和扼制。而麥金德進而預言:一旦大陸內部形成鐵路聯通的時候,海洋的戰略意義就會下降、乃至喪失,海洋霸權最終將被自然淘汰。舉中國與日本的例子:在一百年之前,日本具有海洋地緣的絕對優勢;你打不到他,他很容易打你;同等的軍事力量,日本的效力要高于中國若干倍。而今天則相反,同等的軍備競賽,中國的效力則高于日本十倍、百倍,不是嗎?一旦開戰,日本尚未摧毀或占領一個中國城市,整個島國就會被打爛打沉。科技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這個彈丸之地的地緣優勢和戰爭潛力都被廢了。雖然眼下和平時期,日本是美國的鐵桿盟友;假如不久將來,臺海或南海真打起來,日本必會宣布“中立”,以免陷于毀滅。但從長遠來看,日本的出路是“脫美入中”。
    (三)
    現在回頭來看,西方為什么會崛起。近代以前的西方和以后完全兩樣。以后的特點是:世界聯通、全球開放,而西方則是近水樓臺、捷足先登。近代以前的西方應該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后的地區之一。說是“中世紀封建社會”,但實際上是原始部落社會,千百年零發展;舉例來說,17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從上到下的所有人——從來不洗澡。這是由其地理環境決定的。歐洲是高緯度,陽光稀少,地表貧瘠(在近代以前,不適合發展農業),加上“非時雨”(降雨與植物生長期相反),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是中國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人很難生存下來,沖突壓倒一切(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沖突),如果不是宗教禁錮,難以形成定居人群。另一方面,也禁錮了人的潛能、人的有為;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滯。
    西方是如何時來運轉、否極泰來的?那就是蒙古征服、鄭和遠航、陸海絲路和技術傳播等,開始聯通世界,進入海洋時代。然而,首先把亞歐大陸兩端的某些島嶼和半島的地理優勢提升起來,使“西洋”、“東洋”開始具有海洋性的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而世界的大陸及大陸海疆則反受其害:暴露在“海洋暴力”之下。歐洲成為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稱為“世界的通衢”;從那里到美洲,是中國跨越太平洋的一半距離。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心會向這邊轉移。與此同時,由古代中國啟動和推動的技術—物質文明在新形勢下“從量變到質變”,因為現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古代中國的發展是在她自己的國土環境中進行的,不能發展太快太大,否則的話,山河破碎,江湖廢流,天災人禍。傳統中國的“發展機制”(技術—物質文明)從量變到質變,是要在更適合、更通達的地理環境中發生井噴——爆炸式發展。這就成全了西方。而西方則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憑借其地緣優勢,匯聚古今西方的成果與財富,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充當中華文明的接力者和沖刺者。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的征服者,西方也從反面取代了歷史上的“草原暴力”(征服世界的戰爭源),而升級為“海洋暴力”,說得嚴重些,則是“文明的天敵”。
    二、引爆:中國歷史→啟蒙運動
    (一)
    在17世紀中葉,大約是1650年代,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出版了一本書,引起了震撼。這位傳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國名字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來中國,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這本書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國上古史》,其內容包括了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即伏羲、黃帝、堯、舜、禹等(三皇五帝);這段歷史不被當今中外學術界所承認,我認為,西方中心論不僅刻意縮短中國歷史,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了隱瞞現代西方的真實來源,它與這段歷史有關。正是這段歷史(伏羲、黃帝、堯、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場最重大、最深遠的革命。原本歐洲人相信《圣經》從創世紀到大洪水所描寫的人類故事,是真實的、唯一的和無所不包的。現在竟然有書籍和文獻證明,在《圣經》敘事之外、甚至之前還存在一個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這樣一來,基督教神話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顛覆了。其結果是,歐洲人按照“中國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兩個方面:重塑現在,通過啟蒙運動來完成;重塑過去,通過編寫歷史來完成。
    (二)
    當然,衛匡國之前的西方也有歷史和歷史書;但都沒有說服力,不具有權威性,尤其是缺乏時間概念,或是時間混亂。例如,說巴比倫持續了幾十萬年,古埃及是幾萬年,說《圣經》“創世紀”(開天辟地)發生在什么時候?只在六千年前。這不是很矛盾、荒謬嗎?
    第一個按照“中國模式”寫歷史的西方人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其時間是在1600年左右,也就是在衛匡國著作問世之前的半個世紀。斯卡利杰是法國人,去了荷蘭——當時是歐洲的文化中心,也就是中國文化中心,“中國風、中國熱”從那里開始。斯卡利杰偶然間獲得“三件寶”,因而興奮地寫下兩部書。“三件寶”是:1.中國歷史(朝代—帝王)年表,從伏羲、黃帝、堯、舜、禹下來,一直到明朝中期;2.天干地支的計算方法,六十年一個輪回;3.西班牙人門多薩寫的《中華大帝國史》,門多薩沒有到過中國,他根據道聽途說編寫了這本書。斯卡利杰自己兩部著作是《年代學寶典》(1583)和《時間校正篇》(1606)。顧名思義,是解決時間問題。斯卡利杰參照中華文明的時間序列,創立西方歷史的編年體系,其總綱是“圣經編年”,由它衍生子系統,即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和“古老文明”(埃及、巴比倫)。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當時只講巴比倫,后來冒出來很多,像赫梯、亞述和蘇美爾。蘇美爾是在20世紀初橫空出世,成為“第一文明”,應該被質疑。斯卡利杰被成為“編年史之父”,他的成果被稱為“斯卡利杰編年史”。然而在17世紀上半期,它是荒誕不經、備受批評、無人接受。直到衛匡國著作問世,“斯卡利杰編年史”才受重視;學者們按照衛匡國的書和其他中國資料對“斯卡利杰編年史”進行修正,精確化,終于使它成為“標準歷史”。但批評者還是大有人在:例如科學家牛頓撰寫專著《古代王國編年修正》指出,“斯卡利杰編年史”不真實、不正確,所謂的“古希臘、古埃及”都是被虛構或夸大的。伏爾泰揭示,所有的泛西方的古代王國或歷史都是“復制中國”。他稱,中華民族是舉世僅見的終古長存的文明民族;亦即,中國歷史與文明是唯一性的(其他都是不可信的神話故事)。
    (三)
    衛匡國的“中國歷史”揭開了歐洲啟蒙運動的序幕。什么叫“啟蒙運動”?就是從“神的社會”轉型變為“人的社會”。哪一種“人的社會”?只有一家,就是儒家的“人的社會”。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及其影響范圍是“人的社會”,而其余世界——特別是西方——則是“神的社會”。所以,在整個啟蒙運動的過程中,從17世紀中到18世紀末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國文化引導的。也可以說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國化”(后來背叛初衷和掩蓋真相,是另一回事)。儒家被稱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為“啟蒙運動的守護神”。
    歐洲啟蒙運動分為三段:前期在荷蘭,中期和后期都在法國;就主題而言,前期是歷史,中期是哲學,后期是政治。都是“以人為本”——人的歷史、人的哲學、人的政治,而與“神”一刀兩斷。歷史部分已經講了。歐洲啟蒙運動的中期是哲學,一分為二:主體,人不能不自我拯救、自我管理、形成社會?客體:撇開圣經創世紀,人并不能了解自然、掌握規律、有所作為?基督教宣傳:人一旦離開神,就是洪水猛獸、無惡不作、人間地獄。儒家認為,人通過教化和倫理能夠建成良好的社會,而且可以大有作為。為何從19、20世紀的實踐看,西方不需要儒家,反而在這方面做得更好?讓我們對其實質進行說明:一個社會把主要矛盾向外疏解,把其生存競爭的重心轉到外部世界,它的內部就成了“團隊”——有秩序、有理性;對外殺人放火,對內“自由民主”!但這是有條件、有代價的,將來一旦喪失“海洋地緣的戰略優勢”,西方內部就會原形畢露——陷入人間地獄;屆時,要么回到以前的“神權禁錮”,要么接受儒家的“克己復禮”。
    歐洲啟蒙運動的后期是政治,否定教會、貴族和王室對國家政權的壟斷;要求人民參政權利,公平選拔人才。這都是受到儒家影響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其中的“選賢與能”就是選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來治理國家,也就是“有教無類”、“學而優則仕”。還有《周禮》中的更明確的民主思想,即“使民興賢,出而長之;使民興能,入而治之。”說的是:使人民有道德,選出優秀者治理國家;使民有能力,選出優秀者,管理地方。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好比以前背誦毛主席語錄那樣,18世紀的歐洲與北美精英對于儒家經典,都是耳熟能詳的。啟蒙運動進入高潮,也就是最后,就是孟子的思想——民貴君輕、誅伐無道,殺暴君。啟蒙運動走了極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而極為諷刺的有兩點:一是被推翻的路易十六王朝此前進行了重農學派的經濟改革,這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一是路易十六本人正在與貴族斗爭,減輕“第三等級”的負擔,也算是“為民請命、匍匐救喪”。作為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實現的;當中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就是引進古代中國的文官制度及考試制度。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開始在東印度公司試行這項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國本土及大英帝國全境。其他歐洲國家也都這樣做了。在1883年,美國國會批準有關引進中國文官制度及考試制度的提案;之前雖是杰斐遜首倡,但長期爭吵:反對的人攻擊贊成者都是“中國佬”,而不是美國人;這件事的轉機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職不公”的美國人刺殺了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國會加緊討論、加快程序,最終決定步英國之后塵,期間有一句打動人心的話,即“在世界上,我們這個最年輕的國家,采取最古老國家的久經考驗的先進制度”。
    三、成型:漢字密碼→天下文明
    (一)
    經過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方完成了‘轉型’——從“神的社會”變為“人的社會”,由此進入“天下文明”。《易經》曰:“有龍在田,天下文明。”在西方文字中,法文最早出現“文明”(Civilisation)一詞,他是杜爾哥(Jacques Turgot)于1772年擷取的漢語概念。西方是雙面性——“文明的接力者”和“文明的新天敵”。以上所說只是“華夏派生現代西方”的外延。還有內涵,那就是“漢字密碼”。美國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衛·波特教授發表專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漢字密碼》,揭示“現代早期的西方是‘漢字密碼’的展開”。國外的同類研究還有很多。
    (二)
    我們從文字談起。按照常識,文字分為: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有人說,漢字是象形文字,也有人說是表意文字。我們認為,漢字是“象形、表音、表意”三位一體,其重心在表意。佛教有“六識”:眼、耳、鼻、舌、身、意。“意”(即表意)是最高的。象形文字是“眼識”,表音文字是“耳識”,都是生理文字。象形文字只能表達具體和零星的對象,而不能表達復雜、多維、變化和系統的思想;它是文字的雛形,是原始部落或宗教的符號,而不勝任于文明。用象形文字匹配“古代埃及文明”等于是否定的(這需要另外專論)。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因為每一個人的口音都不一樣——口音在空間上是千差萬別,在時間上是千變萬化,怎么能達成一致或共通呢?后者是文字誕生的前提。表音文字本身說明該社會或民族沒有發展文字的能力。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怎樣形成的?
    在15世紀左右,在四大發明傳到歐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紙張鎖定、規定表音符號,也就是字母,這樣就產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希臘文原本與古代希臘和今天希臘都沒有關系,它屬于斯拉夫-東正教的,被猶太教所分享,后來成為西方中心論的偽造工具。隨著印刷術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群起如雨后春筍。
    但是,表音文字的產生反而造成嚴重危機。原先沒有文字,很少溝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誤解。現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也沒有合理語義,講不清道理;爭吵不休,惡語相加,給正在進行的宗教戰爭火上澆油,不可和解。這就是17世紀上半期歐洲的狀況。
    在人的溝通和理解上,漢字是“正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是“負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與文字的進化是背道而馳、倒行逆施的。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如何轉危為安、盛行于世的呢?
    (三)
    我們從西方文字形成的全過程來看。分為三階段:正→反→合。“正”是印刷術催生文字,“反”是陷于宗教戰爭而幾乎夭折,“合”是吸收“漢字表意”而重生。前兩個階段已經說了,現在講第三階段——“合”:
    在17世紀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發音符號,沒有意義;而漢字則是“真正的字”,表達事物、概念和思想;漢字是各種語言的“通貨”——就像錢幣一樣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響。從那以后,連續150年,歐洲進行了語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漢語漢字為典范或榜樣的。
    漢語具有合理合法的內涵,那就是:表意與寫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思維與思辨、普遍性與抽象性、形而上與形而下、邏輯與邏各斯……。邏各斯就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道”,而邏輯則來自表意文字即漢字(相比之下,表音文字原先只是方言土話或神話迷信,哪來邏輯)。按照我們微信群的語言專家的考證,最早或17世紀的西文,“邏輯”(logic)即“老子”(logi),邏各斯(logos)即“老子思”。歐洲語言文字改革的目標就是把漢語內涵移植到他們的表意文字之中。如果不這樣做,西方文字則不能書寫文學、科學和哲學,也就不可能有現代文明。
    可以說,現代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寄生于“漢字表意”的;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內涵(定義、概念等)則是漢語的。 我們這里不研究中西發音的元一,例如:旦→day(一天),醬→jam(果醬),士大夫→staff(文官或參謀),老子→logi(logic,邏輯)……。我們所要揭示的,是西方諸文字寄生于“漢字表意”(定義、概念)。舉一個例子:“封建”(Feudal)這個詞是18世紀出現的,而它的詞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親仇殺”,與封建毫無關系(“封建”具有制度與文明的成分)。18世紀的歐洲學者根據衛匡國等人的著作所介紹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這一概念植入舊詞之中,這就有了現在的“封建”(Feudal)。而且,西方一不做二不休,順便也把歷史篡改了:近代以前的西方實際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會。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博士英語詞典》正是這樣定義的,稱其為“原始、野蠻”。但不久之后就變成了“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而且還全面套用周朝,還包括貴族等級——公、侯、伯、子、男爵位,上為國王,下為紳士;這些都是17世紀剛從中國學到的新制度、新時髦,卻用它們來改寫過去。
    《約翰遜英語詞典》是漢語改造英語的重大成果。約翰遜從漢語那兒,“借取含義、借鑒定義”;他“解碼漢字,按照漢語思維”。
    (四)
    最后略談漢字密碼與“西學”的產生。我們提一個奇特而諷刺的命題,那就是:古今西方源于一個中國人,他就是伏羲;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古代,而是17世紀。也就是說,西方現代的真文明與過去的假歷史,都是在17世紀發端于“伏羲”。所謂的“圣經編年”以及泛西方的“世界歷史”(古老文明、古典文明),都是以伏羲為“時間基點”而設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講,萊布尼茨證實了這個命題。萊布尼茨與耶穌會士(白晉——法國數學家)達成共識:“中西一元”,源于伏羲和他開創的《易經》;全人類所有的知識——包括哲學、科學和數學——的源頭,都是《易經》。此外,《易經》還使漢字從象形文字升華為表意文字,從而成為蘊藏和傳達知識的工具。這就有了現代早期的“漢字密碼”。所以白晉說:“漢字是打開一切知識的密碼”。下面分別來講“漢字密碼”與西方文學、科學、哲學和經濟學的產生。
    (甲)文字:18世紀的“中國風”和它所推動的浪漫主義運動,其特點是制造“經典名著”,像《荷馬史詩》、莎士比亞劇作、哥特文學、中古詩篇和但丁《神曲》。它們即使以前就有,也都是粗俗粗糙、下里巴人,沒有文學性和藝術性;只是到了18世紀,在“中國風、中國啟蒙”的環境下,被徹底重寫,經典化,變成了“陽春白雪”,被注入了中國文化與文字的元素。德國的歌德利用翻譯的漢語文獻,建立了“世界文學”的資料庫,用于寫西方文學與希臘文學。(乙)科學:現在常識稱“17世紀發生了科學革命”,但實際上則是當時所有的參與者——包括笛卡爾、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語言瓶頸”;其高峰是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討論威爾金斯一篇論文《真正的字與哲學語言》,這個“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說的漢字。會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漢字作為西方的科學文字與哲學文字,但顧慮漢字太多太復雜而作罷;然后講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變得具有像漢字那樣富有哲理。后者逐漸被落實。西方科學分為兩個方面:實用技術和科學理論(純科學、科學哲學、科學主義)。按照現在常識,西方科學來自古希臘;但在17世紀,“古希臘”與基督教都是進步的絆腳石,若不加以清除,則不可能有科學與哲學。“古希臘”是被一群號稱“人文主義”的神職學者偽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與反面,而與實際科技以及“人”的思想,皆無關系;今天我們所讀到的“古希臘”主要是在19世紀的德國被重寫的。西方的實用技術有三個中國來源:1.中國發明的傳入歐洲,遠不止四大發明,而是100多項。2.中國文獻里的科技知識,它是英國皇家學會和法蘭西學院賴以建立的基礎(在當時與牛頓齊名的羅伯特·胡克呼吁打開中國知識王國,牛頓諸定律在墨子的書中就有;直到1767年,英國皇家學會感激能夠分享法國傳教士宋君榮的中國資料,授予他榮譽會員)。3.“中國風”的工藝,也就是仿制(山寨)中國產品,掌握生產流程和工藝美術。“中國風”包括文藝、園藝、茶藝和工藝等。18世紀下半期發生的工業革命,在技術上正是上述的三個中國來源。
    (丙)哲學:啟蒙運動使“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這是西方哲學產生的前提。“人的思想”一分為二:主體,首先是“天賦人權”——人的權利從何而來?不是“神”,而是“天”(自然:儒家天道觀);客體,人對自然,不是“神造萬物”,而是“人代天工”(《尚書·堯典》),即人可以代替“天”、而像它一樣的創造。西方哲學主要是德國哲學,其開創者萊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爾夫都是基于儒家經典的(孟曉路教授說:“全部哲學都是近代事物,是從六經流出的歐產之子學”)。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確認,萊布尼茨使用“漢字表意”作為他建立歐洲哲學的基石。再看西方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的德國古典哲學即黑格爾,他卻是三個中國來源:一是從萊布尼茨、沃爾夫、康德到黑格爾;二是共濟會思想家斯威登堡從瑞典東印度公司獲得中國智慧,讓成千上萬的西方學者——包括康德、黑格爾——分享;三是黑格爾去巴黎向漢學家雷慕莎學習老子《道德經》,黑格爾做了一本中國哲學筆記。黑格爾曾指控他的一個朋友所發表的文章,是抄襲了這本中國哲學筆記;但黑格爾自己的哲學著作連體系、概念和名詞都是全盤套用老子《道德經》(例如“有”和“無”),反過來“盜憎主人”——說老子是巫術,中國沒有思辨哲學。(丁)經濟學:人類社會最早的有系統的經濟學應該是管子。作為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學主軸,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服從于和諧、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學)+社會主義+自由經濟(詳見孟曉路論《周禮》和李學俊著《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司馬遷偏重于自由經濟,他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涵蓋了大部分的亞當斯密的范疇,如價值規律和自由放任等。關于亞當斯密的學說是否來自司馬遷,國外長期爭論;但幾乎一致認同的是,亞當斯密繼承和發揚了重農學派,而重農學派則是擷取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被稱為“歐洲孔夫子”)。
    以上,所講為綜合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們近年的獨立研究探索所得,請大家多多批評指正。感謝北外東西方關系中心主任田辰山先生提供這次學術交流的機會,也感謝在座大家百忙中前來交流切磋。謝謝大家!
    諸玄識先生北外“西方文明來源”講座概述
    西方史——綜合國外研究:現代西方是華夏派生的‘子文明’”
    主講嘉賓:諸玄識    特邀嘉賓:董并生、孟曉路
    諸玄識先生簡介:原籍安徽,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本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畢業留校任教兩年;后于英國阿伯丁大學深造,此后在臺灣就讀陳立夫先生主辦的國學班一年半。1990年定居英國,多年從事律師行業,后辭職治學。諸先生熱衷中國傳統文化,曾于大英博物館潛心研究西方史,著書立說;出版《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西方文字和文學的中國源》和《西方中心論批判》(合著)等著作。
    諸先生的《虛構的西方文明史》被評價為具有開創性,至今尚無有人如此深入至西方學界內部,引用如此豐富的外語原文史料,證偽“西方文明史”,此種努力可以說是打開了一扇大門,交代無數的路徑,可讓后人進一步探究。有些論點,也許可以存疑,但它空前地打開了人們的思路。
    國際學術背景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出版于1978年,提出東方主義概念,在國際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對人們反思西方的殖民運動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反對西方中心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1987)、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史觀》(1993)、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1998)、約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等后殖民主義的理論學說,都是在薩依德《東方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
    每十年上一個臺階。從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薩依德(1935-2003)《東方主義》(1978年)開始,80年代的代表作有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1987),90年代有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1998),20世紀第一個10年有約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2004),到了2010年代,這一潮流已經發展到風起云涌,批判西方中心論的西方學者們紛紛發聲,分門別類,從各個方面開始了深刻的反省與反思。
    中國學術思想新動向(2010年代)
    在這一國際潮流的推動下,從201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也開始反思西方中心論對我們的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其代表作有黃河清《破解進步論》(2012)、《西方民主的烏托邦》(2014),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2012)、《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2013),黃忠平(生民無疆)《包裝出來的西方文明》(2012),何新《希臘偽史考》(2013)、《希臘偽史續考》(2015),林鵬《文明的唯一性》(2015)、《略論中學西被》(2016),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2015)及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2017)、杜鋼建《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2017年)等。初步形成了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學術思潮。
    講座開場,北外東西方關系中心田辰山主任表示,今天請英籍學者諸玄識先生來,主要目的是聽取后殖民主義時代海外學術界關于“西方文明來源”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并希望就此展開學術討論與交流。
    諸玄識主講:現代西方是中國的“子文明”
    諸玄識先生站在反思西方中心論的前沿,在講座中介紹了國外最新研究情況,例如美國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衛·波特(David Porter)教授新近發表的專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漢字密碼》(Ideographia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揭示中國風造就了英國的現代性,提出“現代早期的西方是‘漢字密碼’的展開”。
    諸玄識在講座中指出:在17世紀中葉,大約是1650年代,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出版了一本書,引起了震撼。這位傳教士是意大利人,他的中國名字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來中國,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
    這本書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國上古史》,其內容包括了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即伏羲、黃帝、堯、舜、禹等(三皇五帝);這段歷史不被當今中外學術界所承認,我認為,西方中心論不僅刻意縮短中國歷史,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了隱瞞現代西方的真實來源,它與這段歷史有關。
    正是這段歷史(伏羲、黃帝、堯、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場最重大、最深遠的革命。原本歐洲人相信《圣經》從創世紀到大洪水所描寫的人類故事是真實的、唯一的和無所不包的。現在竟然有書籍和文獻證明,在《圣經》敘事之外、甚至之前還存在一個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這樣一來,基督教神話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顛覆了。其結果是,歐洲人按照“中國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兩個方面:重塑現在,通過啟蒙運動來完成;重塑過去,通過編寫歷史來完成。
    衛匡國的“中國歷史”揭開了歐洲啟蒙運動的序幕。“啟蒙運動”就是從“神的社會”轉型變為“人的社會”。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及其影響范圍是“人的社會”。
    因此,在整個啟蒙運動的過程中,從17世紀中到18世紀末這一百多年里,都是中國文化引導的。也可以說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國化”,儒家被稱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為“啟蒙運動的守護神”。
    作為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后實現的;當中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就是引進古代中國的文官制度及考試制度。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開始在東印度公司試行這項制度,1870年后推行到英國本土及大英帝國全境。
    其他歐洲國家也都這樣做了。在1883年,美國國會批準有關引進中國文官制度及考試制度的提案;之前雖是杰斐遜首倡,但長期爭吵:反對的人攻擊贊成者都是“中國佬”,而不是美國人。
    這件事的轉機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職不公”的美國人刺殺了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國會加緊討論、加快程序,最終決定步英國之后塵,期間有一句打動人心的話,即“在世界上,我們這個最年輕的國家,采取最古老國家的久經考驗的先進制度”。
    以上所說是“華夏派生現代西方”的外延;說到其內涵,那就是“漢字密碼”。
    15世紀左右,在四大發明傳到歐洲之后,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紙張鎖定、規定表音符號,也就是字母,這樣就產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及希臘文。希臘文與古代希臘及今日的希臘都沒有關系,它原本屬于斯拉夫-東正教,被猶太教所分享,后來成為西方中心論偽造歷史的工具。
    隨著印刷術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一時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但是,世俗表音文字的產生反而造成嚴重危機。原先沒有文字,很少溝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誤解。現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卻沒有合理的語義,講不清道理;爭吵不休,惡語相加,給正在進行的宗教戰爭火上澆油,難以和解。這就是17世紀上半期歐洲的狀況。
    17世紀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發音符號,沒有意義;而漢字則是“真正的字”,表達事物、概念和思想;漢字是各種語言的“通貨”——就像錢幣一樣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響。從那以后,連續150年,歐洲進行了語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漢語漢字為典范或榜樣的。
    現在通常稱“17世紀發生了科學革命”,但實際上當時所有的參與者——包括笛卡爾、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語言瓶頸”;其高峰是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討論威爾金斯一篇論文《真正的字與哲學語言》,這個“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說的漢字。會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漢字作為西方的科學文字與哲學文字,但顧慮漢字太多太復雜而作罷;然后講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變得具有像漢字那樣富有哲理,這項內容逐漸變成了現實。
    可以說,現代西方的表音文字寄生于“漢字表意”;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內涵(定義、概念等)則是漢語的。舉一個例子:“封建”(Feudal)這個詞是18世紀出現的,而它的詞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親仇殺”,與封建毫無關系(“封建”具有制度與文明的成分)。18世紀的歐洲學者根據衛匡國等人的著作所介紹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這一概念植入舊詞之中,于是就有了現在的“封建”(Feudal)一詞。不僅如此,西方學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順便按照這個詞的含義,把歷史也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實際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會。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博士英語詞典》正是這樣定義的,稱其為“原始、野蠻”。但不久之后就變成了“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而且還全面套用周朝,還包括貴族等級——公、侯、伯、子、男爵位,上為國王,下為紳士;這些都是17世紀剛從中國學到的新制度、新時髦,卻用它們來改寫過去。
    談到中國文化在哲學上對歐洲的影響時,諸玄識先生說,西方哲學主要是德國哲學,其開創者萊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爾夫都是基于儒家經典的(孟曉路教授指出:“全部哲學都是近代事物,是從六經流出的歐產之子學”)。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確認,萊布尼茨使用“漢字表意”作為他建立歐洲哲學的基石。
    在談到對歐洲經濟學的影響時,諸玄識指出:人類社會最早的有系統的經濟學應該是管子。作為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學主軸,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服從于和諧、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學)+社會主義+自由經濟(詳見孟曉路論《周禮》和李學俊著《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司馬遷偏重于自由經濟,他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涵蓋了大部分的亞當斯密的范疇,如價值規律和自由放任等。關于亞當斯密的學說是否來自司馬遷,國外長期有爭論;但幾乎一致認同的是,亞當斯密繼承和發揚了重農學派,而重農學派則是擷取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被稱為“歐洲孔夫子”)而形成的。
    董并生資料說明:歐洲語言的漢語雅言內涵
    法語通用語是漢語雅言的變體
    法語來自十字軍時代的古法語,本是一種鄉村口頭語。是眾多方言中的一種。13世紀法國國王的土話定為法語。據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導言的說法,在16世紀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時代,法國文學還是一些“臟話”。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創辦法蘭西學院,標志著法語開始由方言土語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語言邁進,其文字內涵大力引進“漢語雅言”。學院的首要任務是編纂法語辭典。從1635年開始到1694年,經過近60年的時間,終于編成了第一部《法語詞典》。1670年《漢法詞典》先于《法語詞典》問世,當時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語言,《法語詞典》還在編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
    需要注意的是,17世紀中葉法國傳教士將中國文化成功引進歐洲,成為在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心。17世紀晚期,法國文化風行于整個歐洲,凡爾賽宮到處為宮廷禮節和生活方式建立標準。法語小說成為各地富貴小姐最鐘愛的休閑物。特別是在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精英階層皆以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為榮。
    這個時期,法語還取代了拉丁語成為外交語言。歐洲的歷史學、語言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都源于法國,法國諸學科的終極源頭卻是中國。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紀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復制中國歷史年表捏造了歐洲的編年歷史學,這就是歐洲的歷史學的開端;十七世紀中期,引進漢語雅言開始編纂法文詞典,笛卡爾學習儒學開創歐洲理性主義哲學,黎塞留引進儒家政治觀念,建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18世紀導入儒家思想,創造重農學派。因此,18世紀的歐洲被稱為“法國的世紀”。
    法國的“文明傳教士”如: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杜爾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稱為“哲學家”(法語:Philosophes)的那一幫人。
    法國是近代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心,但中國文化的影響范圍則不限于法國,在整個近代歐洲,都曾受到中國文化廣泛、深入的影響。這些文明傳播的接棒人包括:萊布尼茲、萊辛、赫爾德、歌德、洛克、休謨、波令布魯克、費格遜、亞當·斯密、普萊斯、普利斯特雷,還有新大陸的杰弗遜、富蘭克林等。
    “這些人不管可以表現出什么樣的民族與個人的特色,全都是啟蒙運動的真正兒女。哲學家的王國是一片國際領地,法國只不過是它的母國,巴黎則是它的首都。無論你愿意走到哪里——英國、荷蘭、意大利、西班牙、美國——到處都會遇到他們這些‘哲學家’,說著同樣的語言,被同樣輿論的氣候維系著。他們是屬于一切國家的,并不屬于某一個國家,他們公開宣稱效忠于全人類。”(按:儒家的天下觀)
    中國風塑造英語文化
    成說認為,英語歷史上曾有“古英語”與“中古英語”的存在。這種說法建立在偽造文獻的基礎之上,例如被置于公元8世紀比德名下的《英吉利教會史》顯然出于近代偽造,完全不足憑信。
    本來,英語屬于眾多方言中的一種,由于18世紀前后與漢語雅言結緣,從而走上脫離土語進入通用語言的大道。
    1755年《約翰遜英語詞典》出版,這部詞典是英語被“漢語雅言化”的一個結晶。約翰遜是一位中國通,按照巴羅爵士(馬戛爾尼使華團成員)的說法,約翰遜編寫該詞典的時候,“滿腦子都是漢語思想”。
    戴維斯爵士進一步指出:《約翰遜詞典》中的幾萬個英語詞匯和成千上萬個漢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樣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亞說:“構想英語不可能不與‘中國性’的觀念相一致”;“現代早期的英語自成體系等同于融合中國概念”。這部詞典可以說是英語被提升為民族及國際通用語言的一個里程碑。約翰遜不僅編寫了第一部大型的英文詞典,同時他還是重要的《莎劇》編輯,親自參與了偽造莎士比亞劇作。莎士比亞在世時英文書面語言尚未形成,莎士比亞本人是個文盲戲子,他所演的所謂戲劇,都是些即興表演的鬧劇,本來不需要什么劇本。約翰遜所據以修改的莎士比亞原文稿,是17世紀的“編輯”以莎士比亞的名字所寫,當時英文正在形成中,手稿水平粗俗谫陋。英文之所以能夠從上百種不列顛方言中脫穎而出,形成民族及國際通用語言,其原因與法語一樣,也是全面采用“漢語雅言”作為其概念內涵的結果。
    德國語言的“狂飆突進”
    恩格斯將16世紀的德語比作“奧吉亞斯的牛圈”,意指作為土語的德文內涵骯臟不堪。馬克斯說,16世紀德國獨創了一種“粗俗文學”。馬丁·貝爾納語指出,在十八世紀之前,用德語表述哲學聞所未聞。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的大部分著作以法語寫作。第一位使用德語寫作哲學著作的學者克里斯蒂安·沃爾夫是萊布尼茲的弟子、中國學術思想的德國傳人。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75年的時候向伏爾泰抱怨說,德語文學不過是“句子拉長后的大雜燴”。德國18世紀70年代興起狂飆突進文學運動,主要參加者大多是屬于市民階級的青年作家。狂飆突進這個名稱來源于作家克林格的劇本書名《狂飆與突進》(1776),文學史家也稱這一時期為“天才時期”或“天才時代”。比伊特·陶茨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論中國詩的遺稿——表明,所有的德國知識分子都卷入了這場中國文化浸透其國土的交流。歌德改寫了英語翻譯和評注的中國詩,把它變成了他自己的語言,從而把發軔于利瑪竇的互文轉換鏈延伸到德語。由此,漢語文獻變成了德國的雙重表達: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識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語的世界文學。于是,德國詩歌與更廣泛的文化話語產生共鳴,乃至超越文學本身,而在認識論上回應那被改寫的中國文獻之表述。后者標志著我們今天稱之為現代知識的形成——在19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各種中國式的新興學科(包括文學和哲學)在德國脫穎而出,如雨后春筍。〔正如奧布萊恩教授所說:“智者們希望在歐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國式的學術。”〕德語詞典在1838年開始由格林兄弟編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預計項目10年,全書大約6-7卷。事實上,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其間威廉格林在1859年去世,雅各布在1864年編輯到詞條"Frucht" (fruit)時突然去世。
    法、英、德語成型的標志——詞典問世
    在歐洲列國中,德國民族國家形成最為晚近;與此相應,德語在歐洲諸語言中形成書面通用語也最晚。因而,編纂《德語語源詞典》也已經是19世紀中期的事了,相對于17世紀的法蘭西學院《法語詞典》(1694年問世)與18世紀的《約翰遜英語詞典》(1755年),分別晚一到兩個世紀。
    法、英、德三國詞典最早的是《法語詞典》,而《法語詞典》的出現在《漢法詞典》之后。換句話說,是先有《漢法詞典》,后有《法語詞典》,然后才有《英語詞典》,最后出現的是《德語詞典》。
    語言文字是文學的載體,而字典詞典則是規范語言文字概念含義的必備條件。尤其是拼音字母文字,沒有字典詞典對語言詞匯含義的鎖定與規范,則不能進行廣泛長久的交流,更不會形成文學傳統。從歐洲列國通用書面語言及其詞典晚近的形成過程,可見其語言文學史短淺窘況的一斑。
    中國話語權的喪失
    就這樣,漢語雅言從中國傳入法國(17世紀中期至18世紀),之后波及英、德(18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等國。
    進而,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歐洲中心論的興起,歐洲語言大規模傳入日本形成“和制漢語”;與此同時,這種“和制漢語”于20世紀初期前后又“逆傳”回到中國。令人詫異的是,這次“和制漢語”回傳中國時,卻伴隨著19世紀歐洲人所“創造”的邪惡的“文明等級論”,在這種“文明等級論”的論調中,本來屬于蠻族的歐洲民族搖身一變成了“文明民族”;原本善良、淳樸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及東南亞人等,被歸于“蒙昧、未開化民族”;
    而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民族——中國,卻被歸入“半開化、中不溜”的境地。
    就這樣,隨著“現代漢語”大量引進“和制漢語”,漢語雅言的內涵發生了畸變,在此過程中不覺喪失了“文化話語權”,使得整個中國及后來形成的社會科學淪落到“東方主義”的窠臼之中。
    講座現場互動的情況
    在講座的最后環節,主講嘉賓與聽眾進行了熱烈的互動。這里舉幾個例子。有聽眾提問:究竟有沒有發現夏文化?董并生回答:關于夏文化存在與否的問題是近代以來的一樁公案。中國近代史上有一股疑古風潮,這個思潮源于英國,經日本影響到中國。曾累的造成的中國古史,原本是19世紀英國人在編輯古希臘歷史教科書時,為了采用新的比較語言學方法,將過去曾經存在的關于古希臘的故事說成是層累造成的,以便將其推到重編;這種學說傳到日本演變成了殖民主義歷史觀,就是著名的“堯舜禹抹殺論”。影響到中國,就變成了“大禹是一條蟲”。結果,客觀上疑古派起到了一個打擊中華傳統文化的作用。
    實際上,從中國的考古情況來看,河南二里頭遺址、山西東下馮遺址等,存在大批的遺址,時間上屬于夏文化階段,只是受到疑古思潮的影響,一部分學者不愿意承認,理由是沒有發現夏朝的文字。實際上這里有一個雙重標準的問題。在西方,相當于夏文化的有所謂的特洛伊遺址,說那就是荷馬史詩中戰爭的特洛伊城,有文字證據嗎?沒有。為什么說那就是特洛伊呢?因為荷馬史詩中說特洛伊被火燒過,而該城址的某一地層有被火焚燒的遺跡,因而斷定那一定是特洛伊。對此,中國學者沒有提出異議。這就是典型的雙重標準的體現。
    有聽眾提問:西方人偽造歷史中國學者難道都不知道嗎?
    董并生回答:這個也不能怪中國的學者。因為中國有一個學術傳統,叫做“一事不知,學者之恥”,乾嘉學派有一個說法,叫做“讀天下書未盡,不得妄下雌黃”,這本來是一個良好的學術傳統,不懂希臘文就不會對希臘的歷史發表意見,于是希臘的歷史是不是虛構,也就不在自己的視野之內。中國人自己有詳實的歷史記載,以己度人,于是相信西方的歷史都是真的。與此形成對照,西方人捏造歷史已經成為習慣,看到中國歷史那么源遠流長,這怎么可能,于是先起懷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中國學者吃了這個虧。
    有聽眾提出:對歐洲文明中國起源的研究很有價值,希望今后能夠深入下去,具體找出漢語是如何具體地被改造為歐洲語言的。例如說黑格爾。
    諸玄識回答:黑格爾思想的中國來源有三個,一是從萊布尼茨、沃爾夫、康德一路繼承下來的宋明理學傳統;二是共濟會思想家斯威登堡從瑞典東印度公司獲得中國智慧,讓成千上萬的西方學者——包括康德、黑格爾——分享;三是黑格爾去巴黎向漢學家雷慕莎學習老子《道德經》。在雷慕莎講老子時,黑格爾做了一本中國哲學筆記。黑格爾曾指控他的一個朋友發表文章抄襲了自己的中國哲學筆記,還為此打了近兩年的官司;黑格爾自己的哲學著作連體系、概念及名詞全盤套用老子《道德經》(例如“有”與“無”的概念),反過來卻“盜憎主人”——說老子是巫術,污蔑中國沒有思辨哲學。就這樣,這位西方的“哲學大師”從漢語中襲取哲學概念,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統。
    最后,東西方關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主任總結說:今天的講座討論會很成功,對我們很有啟發。我們一定要認清后殖民主義時代的學術方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用足“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對于漢語傳到西方的雅言,在西方經歷了怎樣的畸變,把它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回本應屬于我們的話語權。希望今后有機會多舉辦這樣的演講會、討論會,謝謝主講嘉賓,謝謝大家!
    講座結束,合影留念。從左至右依次為非子、董并生、諸玄識、孟曉路、周文
    小編備注:此次講座極為成功,參會專家學者給予了充分肯定、高度評價。同日晚,諸玄識先生等人又趕赴中國政法大學舉辦了一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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